辽宁：“两癌”筛查将实现全省农村全覆盖

　　中国制造自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得到过公正的评价，身上的标签也多半是灰色的，比如血汗、剥削、无含金量，还有什么产业链最低端等等，即便是在其最辉煌的时候，公众在谈论起制造业时，也常常充满着鄙夷的口气。在这种舆论环境中，制造业运作正常还好，一旦出现任何状况，都会被舆论无限放大，此前，富士康曾因坠楼门而被推上风口浪尖，在最疯狂的讨伐岁月中，人人都变成了上帝，变成了拯救流水线工人的救世主，莫说是超时加班或者职业危害等问题，就连园区里的一棵树倒了，舆论也恨不得把责任归到郭台铭的管理头上;另外，自去年春节开始，珠江、温州、江苏等地的制造工厂纷纷陷入倒闭潮，也助长了舆论的不正之风，大家解剖完企业倒闭的原因之后，似乎也在寻找一种“终于可以盖棺定论”的快感，也即中国制造业真的不行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正当大部分企业陷入亏损甚至倒闭的时候，一些明星企业的业绩却蒸蒸日上，如前文提到的富士康，他们如今最头疼的是，招不到足够的流水线员工去满足苹果巨大的订单需求，自然，随着iPhone6s热卖，他们势必会在接下来的两个季度里再大赚一笔。

　　有些企业正遭遇寒冬，而且基本上熬不到春天了;有些企业却正值盛夏，车间里的流水线如永动机一般从未停止转动，不用高唱赞歌，只消看一眼堆积如山的高端手机就能感觉到咱们工人有力量，丝毫没有衰退的迹象。中国制造业冰火两重天的局面，远不止是一个客户订单差异就能全部解释的，它更关乎企业发展策略、管理制度以及部门文化。

　　无源之水，低端制造注定要枯竭

　　曾几何时，中国制造风靡一时，特别是一些中小型制造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有力补充，掘到了第一桶金之后，暴发户开始自诩为企业家，有的甚至出书立传、到处走穴，但企业家和暴发户最本质的区别正在于对企业“永续经营”的思考。

　　中国制造的黄金十年，其实，也是劳动力最廉价的十年，那时候的工人不仅廉价、而且听话，像狗一样听话。因政策更倾向于制造业，使得土地、材料成本大幅度下降，这才促成了中国制造最核心的价格竞争力，此外，国外的资本同样看中了这里宽松的政策和勤劳的人民，而且这里的领导比较关心政绩和经济指标，至于环境治理或者人才培养这种需要深耕、文火慢炖的事儿，从来只是下一届的任务，久而久之，中国制造赢得了订单，并促进了经济增长，但留给后代的却是恶劣的环境，以及从未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。

　　拿温州举例，这座城市号称中国制造业之都，他们生产出来的眼镜、鞋子、打火机等日常用品可销往全世界，这里的土著居民瞬间暴富，基本上都是富得流油，但这种制造业的富裕只是短暂的，他们只是抓住了全世界旺盛的需求以及廉价生产资料的差价，商业模式和制造水平，都不具备特别的思维深度，于是很容易模仿。随着同质化制造的出现，相同产品出现产能过剩的危机，昔日可观的利润慢慢地被蚕食。此外，中国一些小型的制造企业，基本上没有管理体系，总体上属于游击战，企业主接到订单了，就联络工人过来生产，订单做完了，大家就放假，莫说是人才培养，连最基本的培训都无法展开，这种环境下，制造业的工艺、工人都只能停留在最低端，市场需求稍有变动，他们就无法适应了，更谈不上永续经营。

　　另外，一些相对大型的制造业，比如苏州的联建科技，昔日也曾作为苹果的供应商红极一时，但因技术变革较慢，没能适应客户需求，最终落得个惨淡出局，这种境况也不能完全怪联建科技自己，要知道，成为苹果的供应商本就是一件“高风险、高收益”的事儿，干好了，自然赚得盆满钵满，干不好，随时有可能倒闭，因苹果产品出货量太大，任何供应商在前期想要接下苹果的单，必须要押上全部家底，有的甚至要借高利贷兴建厂房，这也就意味着，如果跟不上苹果的节奏，死的会非常惨，除了联建之外，GATA也如此。

　　中国社会环境和政策导向也抢走了很多本该流入制造业的钱。过去10年，领导们突然开窍了，他们竟然能发现品牌溢价、高薪技术能赚到更多的钱，于是在改革的红旗下，东南沿海城市开始驱赶制造业，不仅之前的税收、土地优惠政策渐行渐远，还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，使得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荡然无从，富士康从深圳陆续迁往郑州和昆山，就是这种驱赶最鲜明的写照，巨头企业自然有实力坚持到内陆，东山再起，但很多中小企业在迁徙之中就饿死了，有的干脆就地解散。如果说政策是中小制造业的天灾，那么，房地产则更像是中国制造的一场人祸，最著名的温州炒房团，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来源于制造业主，他们对比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利润之后，前者只有2%左右，后者则常常高大39%，开始把大量的资本投入房地产业，变成了鬼屋、无人居住，也套牢了本该用于升级设备、培养人才的资本。现在这个资本又转移到了股市，承受着一轮又一轮的割韭菜。